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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刘伟健又成了朋友，虽然他一度恨我入骨，随着陈佳失踪，他不恨我了。每天放学，我们一起回家，半路不去钓龙虾、抓麻雀，也不多说什么无用的话，更多的时间只是静静走着。
我感觉我阴郁的情绪笼罩着全班，就连老师也避免不了被传染。课堂提问不自禁喊陈佳，忽而回过神看着空荡荡的座位怅然若失。
陈佳坐在第二排，是个好位置，时隔很久，班主任没有安排其他学生坐过去。陈佳的一些书还在，也没人去碰。似乎谁都相信他总有一天还会回来。
有一次，老师布置一篇作文，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同学》。所有人都写陈佳，千篇一律说她热情、可爱、漂亮、学习认真、进步快。那一次我的作文破天荒被当作范文来读。听着作文里发自内心的词句从语文老师口中声情并茂读出来，眼泪止不住往下流。全班过半的学生都在流泪，真正打动他们的不是我的作文写得有多好，而是回忆被老师的朗读唤起。
情绪被渲染，又被遗忘，人们在这种反复的状态中生活，规律使然。又过去十多天，大院里的人提起陈家父女的频次越来越少，估计只有等陈天同再次出现才能重新激起话题的波澜。但我说过，他的找寻没有尽头，再次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做作业。那天不是周六就是周日，周日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记得那天下午天气还不错，刘伟健找我玩，不多久我们就分别，我告诉他还有作业没做完。他知道我母亲那双手，一巴掌扇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伸了伸舌头和我告别。
大概在吃饭前几分钟，我做完了作业，正在整理那方小得可怜的写字桌时，响起郑大爷的声音：“这下好了，她来了，可以为我作证。”
我父亲问：“谁，你说谁来了？”
“就是在贯湖河上看到尸体的女人。”
我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表现出某些兴致：“她特地来说这事？”
郑大爷摇头：“她要租房子住下，我就盼她住下，有她在，大家就不会把矛头对准我了。”
时间使人忘记整个事件，对郑大爷的谴责自然也没剩多少。据我所知，郑大爷作为当事人最把这事放在心上。从他讲述的兴奋程度看，估计他做梦都想着澄清自己。
我的估计在很久以后终于得到印证，是曹丽，也就是郑大爷说的那个女人亲口告诉我的。事情就发生在大院门口，那个时候整个大院郑大爷和那个女人最熟，见过一面，还谈过一次话，但那个时候郑大爷还不知道她叫曹丽。郑大爷在门口见到曹丽，情绪激动冲上去，东张西望的曹丽正等着房东领她看房子。郑大爷打断她的张望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
这话说得就跟是她亲人似的。其实曹丽是在刚来到这湿雨江南，在某个公开的场合，偶尔说起贯湖河尸体的事。当时多人和曹丽对话，郑大爷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对话最为简洁。郑大爷问曹丽：“你说的是真的？”曹丽说：“也许是。”
陈佳的失踪和曹丽的话被郑大爷的潜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忽略“也许是”三个字更多的是不确定因素，误解为可能性极大，告诉陈天同，为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仅一句对话，曹丽记不起这个人，她问郑大爷：“你是谁？”
“我姓郑，叫我老郑好了。”
“我们认识吗？”
“还记得那天你在三河镇上说的吗？你说在贯湖河里见到尸体。我倒了霉，这话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你证明，这话是你，而不是我说的。”
曹丽说：“是我说的，但我一开始就说也许。”
“我也没说肯定。”
“那能惹什么麻烦？”
“大院里正好丢了孩子，我把你的说的告诉孩子爸，他去找孩子，一去不回，所有人都谴责我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害人。摸摸良心，这话是不是从你那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