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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这人还真是得陇望蜀。”
虽说兰庭并非没有意识到李济已经授意正妻丁氏向春归示好后，还巴巴地又遣了个妾室来试探这等不合时宜的行为，但他对于别家的内庭私晦一贯就没有猎奇的心思，听完春归的讲述未对申氏任何评价，只蹙着眉头表达了对李济的抵触。
“自从胡端没能顺利升任汾阳知州一职，李济应当就意识到朝中或生变故，不过父亲赴任后，一度毫无作为又让他怀抱饶幸，直至荣国公受挫且我还揪着施良行受贿之事不放，他便有若惊弓之鸟，要若是他并没有行为中饱私囊的劣行，怎至于一有风吹草动便急于倒戈？”
“迳勿言下之意是，李济也和施良行同流合污？”
“一州长官贪赃敛财，其下属官做到独善其身实在艰难，如今已不是太祖时候严惩贪腐诛连党从的风纪，是以往往只究首恶以及罪重者，如胡端为了奉迎上官枉害无辜的罪行必定不会轻纵，但如李济一样只是受赃则往往小惩大戒，但李济的念头，摆明就是连小惩都不接受，还想靠着见风使舵搏得更大利益。”
知错非但不悔改，还铁了心的要一错再错，有这样的官员在百姓怎能安幸，可让人无奈的是虽然太祖之治时就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员，甚至下令对贪官处以剥皮填草的酷刑，但莫说后代的国君，即使在太宗帝本朝，贪腐现象竟然也是屡禁不绝。
“那迳勿打算如何对待李同知？”
兰庭又再考虑了一下：“虽说不能立时肃清官制，可我若助长此类风气，便是有违祖父临终教嘱。如施良行以摊派粮长之名逼取王久贵等富户的贿赂，且还有各类巧立名目征收杂役的罪行，李济这样的属官必定也是从中分取利益，他若不愿自悔反举，又有什么资格仅仅只得小惩大戒？我不会答应他任何利益，倘若他为此隐罪不供，那就且等着一齐与施良行、胡端之流被弹劾究罪吧。”
对于兰庭如此强硬的态度，春归并没有任何劝谏的意思，她虽对丁娘子的境遇心怀同情，但一码归一码，总不能为了出于私人原因的同情就助长贪赃枉法的风气，故而春归半点为李济求情的心意都不存，且还盘算着是不是应当通过莫问小道的嘴巴，给予那贪得无厌的人一点警告。
不知不觉间风雨已停，春归自己去点了灯，让屋子里些微的有丝亮光，但她和兰庭的谈兴显然都还健旺，所以两人依然还是斜靠在炕上说话，春归问到了白昼时让她和尹小妹都困惑不解的问题：“真不明白焦满势为何急病身故家中男丁只有一个未及冠的独子，却仍然要让年纪小小的焦小郎担任粮长，反而他担着逃亡不知所踪的罪名，家人就能把粮长之责推脱出去？”
“辉辉对粮长之制了解多少？”兰庭不答反问。
“我知道粮长之制乃太祖时制定，原本是由富户大族担当，不过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户抵触担当粮长，甚至视为倾家荡产的劫祸故而想方设法推脱。”但这些传言的真伪春归就不甚了然了，她家是乡绅门第，从未担心过被摊派粮长。
“辉辉说得不错，粮长之制确然是太祖执政时制定的国策，具体而言是将州县分为若干粮区，每区摊派一位粮长，起初粮长甚至还是世袭制，父死子替。粮长不仅要负责征收夏、秋两季赋役，还要负责运送赋役入京，太祖是贫苦出身，建业前深受贪官赃吏迫害，不仅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了贪官逼得穷苦百姓家破人亡，这才逼得暴乱四起，使前朝帝治土崩瓦解。故而太祖痛恨贪官，严防赃吏迫害平民。粮长起初不由各地官员选派，而由朝廷直接任命，不能是官绅户，且一定是富家庄主，太祖认为以民治民就能减少横征赋税的风险，且太祖还会亲自召见各大粮长，向他们询问各地的民情，了解官员是否有贪腐压榨的罪行。”
兰庭很有耐性向春归解释详尽粮长制的由来和目的：“故而各地粮长虽说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并且要出钱出力将赋税送往京城，但能获君帝亲自召见的殊荣，且也会被地方官员忌惮敬畏，这样就能在籍居拥有相当的威望，甚至还有不少因为检举贪腐立功，被太祖直接任命为官员。所在太祖执政的时期，粮长可谓炙手可热，富家大户竞相争取。”
说到这里兰庭的神色就变得严肃起来：“不过到了后代君帝，几乎无人做到能如太祖一般事必躬亲，也因为并没有遭受贪官污吏的迫害，逐渐不再重视民情，粮长得不到召见，没有了殊荣和特权，付出和收益严重失衡，故而从竞相争取演变为推脱不及，世袭制再也进行不下去，需得一年两次摊派，再不可能由朝廷选任，故而将此职责下放至地方，州县官员就掌握了摊派粮长的职权。”
春归听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可焦满势虽说并非贫苦，也只是拥有不足百亩良田的人家，辛苦经营，也就只能保得一家人丰衣足食，他怎么能被摊派上粮长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