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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拉开“北大中兴”序幕。九一八事变唤起国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血性。
1931年，是民族危机爆发的一年。南京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刑峻法，严加控制言论。7月，新月书店北平分店被搜查，几百册《新月》被抄没。王造时登上书生论政舞台，在《新月》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檄文，酣畅淋漓，讥讽当局，是《新月》论政时代结束前最为响亮的鸣镝。
胡适重返北京大学，选聘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北大中兴”。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历史关头，以一腔爱国热忱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
此时的周作人是以大时代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1931年，他在致信汪馥泉时说，当前“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其散文中温暖的人情和人性也渐渐淡化。
冰心散文集《南归》《先知》出版。朱自清作《论诗学门径》《论中国诗的出路》。沈从文《论朱湘的诗》《论刘半农的〈扬鞭集〉》《论中国的创作小说》等论文发表，创作小说《夜渔》《三三》《虎雏》《黔小景》等。胡适发表评论《评〈梦家诗集〉》《以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论牟子〈思想论〉》《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醒世姻缘传〉考证》等，出版《淮南王书》。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胡适重返北京大学
1930年11月30日，胡适在北方凛冽的寒风中，抵达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距1927年5月17日，自北平迁居上海，已过三年半。其间，胡适曾三次回到北平。
1929年1月，作为董事会董事，胡适北上参加了北平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议。他抽空去探望在重病中的老朋友梁启超，不料他赶到时，梁氏刚刚病故几个小时，他悲痛中参加其大殓。后又去北京大学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赋诗《三年不见他》感怀：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1930年6月和10月，胡适受邀到北平演讲与参加学术活动，同时也为来北平寻租新房。胡适在日记中说，他每次演讲都是人满为患，一次到协和医学校用英文演讲，听众仍将会场挤得满满的。通常，关于哲学之类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听众总是寥寥无几，然而北平的学术界、教育界，总是热情地挤进会场，去听胡适的演讲，显然是对他的思想和文化人格，充满敬意和支持的。10月17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对社会国家的责任也更重，因为人对我的期望更大了。我如何能负这许多人的期望呢？”胡适常用“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这句话自勉、约束、鞭策、砥砺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勇敢无畏地奉献自己的才智。这句话是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的。今天听来，仍掷地有声。
12月6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胡适开欢迎会，他的学生傅斯年发表热情而真诚的欢迎词，令胡适颇为动容。胡适致答词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为我的定论。”
四天后北京大学为他举行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纪、哲学系主任张真如等参加。胡适致答谢词曰：“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意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12月17日夜，胡适在北平的米粮库四号宅第，灯火通明，北平各界好友欢聚于寿宴，贺诗拜寿，在生日蛋糕上点起四十支红烛，举杯用英文唱寿诞之歌，为胡适四十大寿祝福。那夜，飘起纷纷扬扬的瑞雪。
1931年1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几经推辞，到1932年才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也是他的经年老友蒋梦麟的坚请，受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系主任之职。
胡适到北大后，蒋、胡二人多次围炉商议，拟就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振北大、加快发展的周密计划。他们再次打出老校长蔡元培“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略，兼设“校务委员会”取代过去的“校评议会”。改文、法、理三“科”为“三学院”，定周炳琳为法学院院长，刘树杞为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唱白脸，负责“辞退旧人”，请胡适唱红脸，“选聘新人”。胡适如炬慧眼，“选聘”了丁文江、徐志摩、钱穆、李四光、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著名学者、教授到北大执教。一时间，北大人才云蒸霞蔚，社会各界谓之为“北大中兴”。
胡适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也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胡适身在北平，忙于办学，仍不忘为自己在上海发动的人权舆论辩护。是年年初，胡适致信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强调“《新月》同人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任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930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第八区党部，将写文章批评国民党的罗隆基告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指责罗隆基“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罗隆基遂被警备司令部公安局拘捕。在胡适多方营救下，罗被保释。不久，罗又写《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当局又以“挟忿诋毁”为由，强令光华大学开除罗氏。为此，胡适曾代光华大学校长草拟了一个《上蒋介石呈》，直接向蒋介石解释其事缘由并为罗隆基鸣冤，“今有一事上陈，即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教员职务是也。罗隆基在《新月》杂志发表言论，意在主张人权，间有批评党治之语，其措辞容有未当。惟其言论均由个人负责签名，纯粹以公民资格发抒意见”，拟请免职撤换处分，以示包容云云。
当时的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极力支持胡适，他以校长的身份，给蒋介石上书，力保罗隆基。但翌年1月，当局还是以“言论谬妄”，强令光华大学辞退罗隆基的教职。罗继续在上海主编《新月》，依然锋芒毕露地发表他的书生论政。5月，汪精卫在上海《民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当时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共产主义、《新月》派和三民主义。
张寿镛虽多年在朝为官，但以其正直和理性，站到了胡适的一边。张寿镛（1875—1945），字伯颂，号泳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乃明末抗击清兵的英雄张煌言的后裔。张煌言，崇祯时的举人。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他与钱肃岳等官吏倡议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清兵入浙东，军败又随鲁王逃浙闽沿海，后入据舟山。永历八年（1654），钱肃岳率军北伐。张率军经宁国、徽州北上。因郑成功兵败，深入无援，又返回浙东，居悬岙岛（今象山境），不久，被清兵所俘，在杭州遇害。有《张苍水集》《北征集》等留世。
张寿镛出身名门，曾在江苏、浙江等地为官。民国后，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厅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任命张寿镛为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后辞去官职回上海创办光华大学，亲任校长，并兼教授。他虽纯为中国传统文化哺育的学者，却注重汲取西方文化精华，中西合璧，办学有成。但他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是穷半生心血，收集、保存、校勘、编辑、出版了《四明丛书》。
《四明丛书》搜集了鄞县历代文化散佚的文献一百七十八种，极具文献价值，堪称文化瑰宝。藏于宁波天一阁。
两天后，即1931年1月17日，陈布雷回信给胡适称，“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并表示愿意与胡适等人建立“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胡适立即从北平再致信陈布雷：“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并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两份，分别送给陈布雷和蒋介石，希望二人浏览这几期《新月》的言论。胡适还在信中表示，他们看过之后，“该‘没收焚毁’（国民党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
这信，一如胡适在上海的三年半，其政治言论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文章笔势酣畅淋漓。但可悲的是，胡适自己被政治冲撞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却一直对蒋介石尚存幻想。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始，胡适开讲“中古思想史”。1931年5月，榴花绽放时，他收到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做工的吴晗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自己正在作《胡应麟年谱》的情况。胡适对胡应麟也有研究，其《文存》有这方面的文章。见信中吴晗寻出吴之器为胡应麟所作的传，推断出“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与自己推断相关甚微，甚是高兴。他在给吴晗的信中说：“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但指出“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最后，胡适夸年轻的明史研究者吴晗，“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并邀请他“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应麟，字元瑞，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与胡适同乡。万历中举，屡试进士不第，筑室山中，收藏图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其幼能诗，承建安七子诗风而有变化，著有《少室山房类稿》《诗薮》，很有学术价值。
四个月后，吴晗再次写信给胡适，告之蒋廷黻先生劝自己研究明史。胡适致信吴晗说：“蒋先生期望你研究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信中说，“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信中还以自己多年治学经验，从五个方面解答了吴晗所提的几个问题，并将有关学者谢国桢、孟森及其著作介绍给吴晗。最后告诫：“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做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其实，二十几天前，胡适为了安排吴晗的学习及工作，已给两位老朋友翁文灏、张子高写信，向他们推荐吴晗。信中说：“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生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胡适还建议请清华的教授读吴晗的《胡应麟年谱》，“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作‘助手’”。并附上《胡应麟年谱》。
胡适对吴晗无私的关心和指导，使他受益终身。几年后，吴晗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明史学者。
成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学者从政，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大肆拆毁燕京古城的吹鼓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吴晗因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燕山夜话》等，与邓拓、廖沫沙同时获罪，死于非命。
1980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发表了汤晏的文章《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确定了师生关系，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在全国开展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吴晗对恩师胡适照样是口诛笔伐，这是那代文化人的集体悲剧。
是年，胡适还曾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作。可惜，种种原因，这一文化工程竟由梁实秋一人穷毕生心血，独立完成三十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
在北大教学和著述半年后，暑假到了，1931年8月6日，胡适应丁文江夫妇之邀，带儿子祖望到北戴河去度假。
丁文江，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1921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刊》，提倡“好人政府”。1926年4月，曾任淞沪商埠总办。5月，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子，一个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1926年7月，鲁迅曾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一口气批评了陈源、胡适、牛荣声、刘海粟等一干人，其中有丁文江。鲁迅于1931年12月写的文章《知难行难》中，针对《申报》一则电文，“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奉蒋如，对大局有所垂询……”，再次对丁、胡进行嘲讽。
丁、胡住在北戴河莲蓬山一座别墅里。胡适登上可俯瞰乐亭的碣石山，眼含热泪，自然想起老朋友李大钊。1930年，《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1931年8月17日，胡适携儿子祖望与丁文江夫妇，告别海浪沙滩，回到北平。初秋，9月14日，北京大学第二学期开学。
四天以后，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按早就策划好的阴谋，由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队引爆埋在南满铁路上的炸药，将铁路炸断，却造谣指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然后在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寇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自这日起，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长达十四年之久。
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众多相关历史陈述，皆言国民党政府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事实并非如此。作家王树增在其长篇报告文学《抗日战争》中说：“1990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按照张学良的说法，“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冲突就不会扩大，日本也就找不到动武的借口”，而中央“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
张学良后来以发动西安事变而闻名史册，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九一八事变，唤醒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和血性。原本平静教书治学的生活，已弭平胡适因批评国民党专制带来的伤痕，寂静的书斋也消退了胡适在上海的政治热情。尽管治学和教学的环境深受影响，而心志有些遗憾，但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历史关头，他的一腔爱国热忱，又在他身上汹涌澎湃。
“隐逸态度为宜”——周作人躲进“苦雨斋”
1931年年初，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周宅，在灰蒙蒙的阴云下，显得清冷而寂寥。周作人在书斋里，写信给汪馥泉，信中说，“我觉得现在各事无可批评，有理说不清，我们只可‘闭门读书’，做一点学艺上的工作，此不佞民国十八年的新觉悟也。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是反动时代的起头，低文化的各国多趋于专制，中国恐亦难免，且封建思想更深且重，所以社会现象亦更不佳，既无反抗之志与力，我想且稍取隐逸态度为宜”（《现代中国作家书信》）。
周作人是以大时代的弄潮儿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他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扮演了战士的角色，还曾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等重要的进步文章，胡适称《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周作人这些文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周作人还在1919年的“六三”事件中，站在爱国学生一边，写《前门遇马记》，半是抗议，半是嘲讽，并亲自送到李大钊那里，编进《每周评论》。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撒革命传单被警察厅逮捕，周作人以北大代表名义前去探监，设法营救。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周作人让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躲在八道湾十一号一个多月。周作人还曾着迷于日本的类似共产主义的“新村”运动，那虽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也是周作人自己的“乌托邦”。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新村”运动的支持者。进步的周作人，当时的人望是超过其兄鲁迅的。
“清党”以后，周作人躲进寂寞的八道湾，那“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如同古寺一般。周作人的“五四时代”渐渐结束。
1930年2月1日，周作人在《致胡适书》（收入《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将成“明哲”，一九二九年几乎全不把笔，即以前所作亦多暮气，偶尔重读，不禁怃然……
周作人一生读书成癖，且以写作为生命存在方式，“几乎全不把笔”，虽“自知或者于道更近”，却是生命的停滞，其间的痛楚，可想而知。
周作人于1929年岁尾，曾提出“闭门读书论”。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风雨雨，无可奈何，身处白色恐怖，又选择“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焉能有所作为？周作人只能沉湎于“凡人的悲哀”了。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批判国民党专制，并讨还“人权自由”，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对五四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他写信给胡适说：“‘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拉伯雷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
尽管周作人的信中，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他回信说，“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得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胡适在信中，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心？？涌，笔手扰”来表“最足写此心境”。
胡适在信中，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交浅言深”，颇“有点感触”。胡适十分动情地说：“生平对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
读此信，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或公开论战于报端，或私下通信相劝；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寂寥中的周作人，再受致命打击。1929年11月20日，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不幸突然凋谢。
对于爱女的夭亡，周作人写《若子之死》记之：
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晚呕吐腹痛，自知是盲肠，而医生误诊为胃病，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已并发腹膜炎，遂以不起。用手术后痛苦少已，而热度不减，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至晚忽啼曰“我要死了”，继以昏呓。注射樟脑油，旋清醒如常，迭呼兄姊弟妹名，悉为招来，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其友人亦有至者，若子一一招呼，唯痛恨医生不置。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姆妈，我不要死”。然而终于死了。吁！可伤已。
周作人这段文字，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那一切言行，让人历历在目，不堪回首，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如触肿疡的刻骨悲痛，令人泫然。
从此，已四十一岁、意识到“人过中年”的周作人心绪忧郁，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在家，终日怅怅无所之”。为了祭悼爱女，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设祭棚，请来众僧人，置道场，放焰口，诵经文。然后素车旌幡，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托僧侣诵经。后每逢祭日都诵经悼念，成为惯例。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自称是唯物主义者，他这么做，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
接着，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周作人在《世界日报》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有些失态。但误诊乃实情，联系梁启超之死、鲁迅之死，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周作人的做法，似又可谅解。笔者有《鲁迅之死与梁启超殒命》一文，刊于2011年11月28日《今晚报》，读者不妨一阅。
1930年1月5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心情恶劣，至今未能安心读书，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唯亲子之情未能恝然。”
3月，周作人在《中年》一文中说，“中年是理智的时代”，应“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但若子之死，他表现得并非“理智”。人啊，有时很难说清。
1930年5月，装帧十分精致的小型周刊《骆驼草》悄然问世，立刻引起北平学界的关注。不料，刚到6月，左翼作家就在《新晨报》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讥讽《骆驼草》上的文章，都是文坛“落伍”之流所写。
左翼作家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拉普”理论胡乱批评《骆驼草》，不仅引起周作人身边人的极大不满，也让不少自由主义者反感。
《骆驼草》周刊的出版，可追溯到1924年。据周作人当年3月14日的日记载，“交骆驼稿与凤举”，6月18日日记，又记有周作人等在北海公园水榭，下午五时，“由骆驼社宴，二十六人，七时返”。次日，《晨报副刊》报道称：“骆驼社的基干是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三君。”
1926年，骆驼社曾出版《骆驼》一期，刘半农在《语丝》第一百一
十八期还发表了一篇诗歌《骆驼颂》：
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
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
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
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
刘半农面对文坛弥漫着的浅薄与虚浮，赞颂了骆驼社文友的坚忍的文化精神。而这正是周作人筹办《骆驼》的初衷，给浮躁的文坛吹进一缕坚忍的清风。以当时周作人的清明和影响，很快，骆驼社聚集了很多文苑新秀，像与周作人很亲近的俞平伯、废名及冯至、梁遇春等。俞平伯与周作人在1922年就熟识，后又成为燕京大学的同事，周是教授，俞是讲师。废名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清党”之后，周作人躲进八道湾的“苦雨斋”，常去拜访者有俞平伯和废名，后当废名衣食无着时，索性住进八道湾，与老师朝夕厮守。
1930年，北平已失去文学中心地位，但以周作人和骆驼社为中心，形成了当时北平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圈子。
《骆驼草》周刊是一本新的散文杂志，周作人主持，由废名操办。1930年5月，在《骆驼草》出版前两个月，迁到上海的《语丝》停刊。语丝社是文学研究会一脉的一个文学社团，《语丝》推出并形成的富有思想锋芒的现代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有贡献。
语丝社成员在创办之初，思想原本就不一致，但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文明批评”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但女师大事件发生，语丝社重要成员鲁迅与周作人、林语堂在要不要执行“费厄泼赖”等方面，发生了分歧，为后来的分化乃至刀笔相见埋下了伏笔。
到后来，语丝体分化成以鲁迅为代表的投枪匕首式的随笔、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闲适散文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小品。这原本形成了散文样式丰富多彩、风格神味各异的大好局面，但却导致了三方各守城堡甚至大动干戈的局面，真是令人感慨。
《骆驼草》非“语丝体”之延续，而是彰显周作人的“京派”闲适小品风格。其《发刊词》中，开宗明义，“不谈国事”，在“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徐祖正在《骆驼草》上发表《文学运动与政治的相关性》说：“希望从事政治革命的人始终不要丧失在文艺世界里少了不成的那种真挚性与彻底性；同时对于从政治的立场回来谈文艺的人少用一点他们的宣传与煽动。”此文表达了《骆驼草》对政治的旁观、超然的态度。这少不了引起进步年轻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批评，称《骆驼草》的作家群是“没落”文人。俞平伯作《又是没落》（《骆驼草》第七期），反驳这些批评。
俞平伯的反驳是无力的。试想，在国民党黑暗专制的统治下，有良知的文化精英如胡适、罗隆基、张寿镛等，不惜身家性命，掀起人权舆论浪潮，而骆驼社的作家却对此持超然、旁观的态度，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良知何在？
周作人是“京派”散文的代表人物。在《新青年》和《语丝》时，他还是反封建礼教的战士，他那高扬思想启蒙精神的犀利的战斗驳难的文字，犹存其作品间，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到了20世纪30年代，文坛各种成分和力量壁垒分明，针锋相对，躲进“苦雨斋”的周作人，还是被卷入社会、生活的旋涡，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然。
1931年，周作人到北平辅仁大学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印行），在谈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衔接汇通时，主张“即兴言志”的创作态度，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维护作家自由表达思想的文学原则。从中我们看到这位曾经的新文学的带头人，渐渐偏离了新文学的主潮，走上一条田园牧歌式的文艺之路。
《骆驼草》诸作家之“即兴言志”，是回避政治，言个人情感意绪之态。其散文多冲淡自然，讲究收敛和内蕴，文白相间，收放适度，简约自然，形成一种平和、雍容、淡雅的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读周作人的散文，多讲其清淡的素质、低回的趣味、絮语般拉家常式的风格，却忽略他散文中长存的温暖的人性和人情。
“北平是我的老家”——老舍拓宽了小说题材的疆域
梁实秋在《关于老舍》一文中，曾提到老舍为了文学创作和工作，是非常注意体育锻炼、强健身体的。老舍曾给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题词曰：“身体强学习好才是最好的公民。”梁实秋说：“虽然是泛泛的鼓励后进的话，但也可以看出老舍之朴实无华的亲切态度，他深知‘身体强’的重要性。”老舍自己也在《自谴》中说：“没有身体，便没有一切。”故老舍一生大凡条件允许，都注意锻炼身体。
笔者的同事、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大姐在《从父亲老舍的满族籍和习好说起》一文中，介绍老舍1930年夏从英国途经新加坡时，做了几个月教师，然后再经上海回到北平，“住在他的同学、好友白涤洲家中”。“一天，北平学生画报社记者陈逸飞去拜访他，他正在屋中练拳，他对陈逸飞说，他练的是昆仑六合拳的内家拳，专重气功，是为了养生防身。陈不信可以防身，两人一过手，一下子就把陈击败。”
1933年5月，老舍离开北平去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因腰背痛，求医难愈，遂拜山东第一枪马子元为师，先学太极，“继以练步，重义潭腿”，练查拳、洪拳、六路短拳等，“又习及枪剑与对击，多外间鲜见之技”。一年多来学会二十多套，而且病痛痊愈，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老舍为此特赠师傅马子元折扇一把，将习武经历，尽写扇面之上。次年全家搬到青岛，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一日，诗人臧克家到老舍位于金口二路的寓所拜访，见门楼墙壁上挂满刀枪棍棒十八般武器，知老师老舍乃一练家子（见臧克家《老舍永存》）。
1935年，在山东大学春节辞旧迎新晚会上，老舍特为师生表演了一套剑术，天津《益世报》以“废年·除夕·青岛·山大一夜狂欢，笑神老舍大显身手”为题，做了报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弃家小，孤身逃至武汉，加入抗日队伍。时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见老舍写文章宣传抗战，又每天打拳练武，便在最寒冷的冬天对手枪队的士兵说：“你们看见舒舍予先生没有？他每天早晨穿着单衣打拳，没有一天不是这样。”勉励士兵向老舍为抗战而习武的精神学习。
正是老舍一生不间断地习武，战胜病魔，强健身体，他才能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抗日战争的繁重工作。1945年从美国回中国之前，老舍还应宾夕法尼亚州女作家，后以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之邀，在为受伤的“二战”军人举办的盛大晚会上，表演了出神入化的太极拳，显示了他的自尊和自信。
赛珍珠在她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记载了这次晚会：
老舍的表演精彩非凡，简直是美妙无比的舞蹈，深深地赢得了大家的赞叹。
老舍善于讲演。讲演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活。舒济在《老舍讲演集·后记》中说，他曾有一百七十多次的讲演记录。1936年在北京大学做《闲话创作》讲演，第二天《北平晨报》报道：大礼堂里“俱无立足之地了”，“可以说打破了历来公开讲演的盛况”。没有好身体支撑，是办不到的。
1952年，在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十号自家的四合院里，已五十三岁的老舍还拜皮鞋厂李经理为师，学习太极气功。
最为精彩的是，1965年春，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一个月间，结交了不少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一次聚会，在未经安排的情况下，老舍与日本年轻的剧作家城山三郎进行了一次交手武术表演。后来城山三郎回忆道：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瘦小体弱的老舍先生，走路离不开手杖，居然一出手，就差点使我跌倒，败下阵来。不知老舍先生体内蕴藏积蓄了精气，真有功夫啊！
六十六岁的老舍，继承了自己民族强烈的崇尚武功的精神，一生习武，坚持不懈，使他强健身体、精力充沛，为实现文学梦想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可惜，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一生“练武学文，扶危敬老”的老舍，连自己都救不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为抗议非人性的政治迫害，也为自尊，而自沉太平湖。
1932年8月，老舍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长篇小说《猫城记》。次年4月连载完，历时八个月。《猫城记》这部寓言体式奇幻小说，是老舍创作生涯中重要的小说之一。
《猫城记》以猫城影射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是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诸方面”的深刻思考。用王瑶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一文的话，主要是写“国民性弱点……与改造国民性有联系”。又有人说，“猫人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
鞭挞“国民性”，这是个极严肃的主题。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关注过，老舍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地思考和表现这一课题。老舍的小说、话剧所包含的他对于民族心态中一些消极症候的真切把握，以及忧虑与批判力度上，甚至超过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