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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伯爵认为乔治国王是帝王之术的大师。他没让福克斯在皮特死以前接任他的部长之职，在皮特死后才让福克斯当了部长，这是对皮特的嘲弄。斯图亚特国王审时度势，从不做不可能的事，是他和汉诺威国王们的最大区别。我们很瞧不起王室理解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水平比商人、乡绅和教区院长的水平高不出多少。商人、乡绅和教区院长占人口比重很大，他们的威力和国王在议会的威力一样大。“国家的心仍然忠于乔治三世。”萨克雷先生实事求是地说，“他是有很多毛病，脾气又倔，但他诚实、单纯、勇于承认错误、虔诚。感谢上帝，这些品质大多数英国人都欣赏。”
福克斯是寿终正寝了，可皮特却悲惨地死去。“同胞们，我要离开我的祖国了！”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由于奥斯特利茨惨败，他伤心过度而死。有个人到他在帕特尼的别墅看他，发现仆人们都跑光了，一个一个的房间空无一人，后来他来到皮特待的那个房间，看见他躺在那儿，奄奄一息。他病入膏肓、万念俱灰、伤心不已，他没有料到自己的结局竟会是这样。他的朋友林肯主教，本来能为他做圣礼，但皮特说他实在没有力气，不做了。他说他害怕和很多人一样，闲时不念经，临时抱佛脚。他在临死时再虔诚也没什么用。回顾一生，自己活得还算干净、还算满意，没必要热烈地忏悔。他说：“耶稣的美德教育了我，上帝会怜悯我的。”
很多政治家都将宗教看作社会组织、政府机器或大众观点，这实在是太不幸了。维吉尔抑扬顿挫的诗篇是无法安慰临死人的内心的。最后，至于皮特的例子，我们必须采纳已经检验过、证实过的理论加以分析，而不能用未经检验过的理论加以分析。我们不能希望烦扰不断、伤心不已的人临死时比皮特说出更好听的话来，“耶稣的美德教育了我，上帝会怜悯我的。”
我们看看倒霉政治家的命运吧。看看他们的内心世界，公众也许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熟悉，但从他们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没有人像克莱伦登勋爵那样经历了众多历史事件并书写了历史。我们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了解来自于他自己的不朽文字。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谁的名字比他的更响亮、比他的影响力更大。在长议会（注：长议会是查尔斯一世在1640年11月3日起的，就是说除非全体议员同意，否则不得解散议会）设立的关键时刻，人民见识了他的号召力，后来国王才意识到他的影响力有多大。他是平民院自己党派的领袖，是贵族院的大法官，还多年担任英格兰首相，是两任英国国王的外祖父。他一身的荣耀在英国无人能及。但他宦海沉浮多年，努力奋斗但屡屡遭挫；他坚韧不拔、美好高尚，无论是非曲直、境遇好坏，他都坚守基督徒的信仰和希望。最后终于获得晋升，一飞冲天一如他后来沦落时一跌到底。放逐、贫穷和无端诽谤结束了他漫长的、跌宕起伏的一生，英国历史和文学都描述了他，他的名字也名垂千古。他最后的生涯，尽管最悲惨但也最快乐、最美好。他每一次的沉沦都是又一次崛起，他学会将放逐当成休假，平静地稍事休息，在结束了积极、繁忙的一生之前，他仔细地审视回顾了一生。了解他的历史要从他成为那个时代轰动事件惹人注目的主角开始看起。他过去是个成功的律师，现在是伟大的政治家。无论何时只要有宣称自由、纠正错误、调查询问、废除暴权、揭露罪犯的事，爱德华·海德都是头一个最受欢迎的角色。但过了一段时间，无论对还是错，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儿过火了，他的良心和理性都过意不去了，用所有的影响力支持日薄西山的保皇派，到约克郡去勤王。新加入保皇派他好像不那么受欢迎。在保皇一派，他仍保持严肃、克己的共和党作风，当然保皇党们不欣赏。他勇于说真话，不管真话是不是动听。他刚正不阿、思想高贵、清正廉明。在他和党内其他成员明确对立之前，他的军事理论还有些用处，但当真正的战争开始以后，他就没用了，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担任要职。
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许是英国历史上最值得记忆的时代。他在西里的时候，发动了历史上伟大的起义。由于计划不准确、个人情感因素和党派偏见，最后起义失败了。但他指挥得当，起义仍然成为经典。他在泽西岛（注：英吉利海峡上最大的岛屿。933年被诺曼底兼并，自1204年被授予自治权以来一直为法国所属）继续搞起义。他在岛上住了两年，他总说“很高兴，我获得了心灵最大的平静安逸”。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他。乔治·卡特莱特把他迎进了伊丽莎白城堡。在那儿，他建了一座两室或三室的房子，他的武器靠着门边放着，上面刻着拉丁文：“Bene vixit qui latuit。”（注：意思是逃过通缉的人活得挺好）他在那儿过得很安逸、很愉快，每天长达十个小时看他从巴黎带来的书、写他的文章。查尔斯国王送给他各种他需要的研究资料。当皇储离开法国，海德接到国王和王后的命令去辅助他们。泽西那段愉快的隐居生活随即结束，他变得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乘船去荷兰，半道被劫，身上最后的钱也没了。后来查尔斯二世又派他去马德里任大使，可他不愿意干。在马德里他自称是大臣，因为在查尔斯的伪政权里他任财政大臣的空衔。他研究西班牙语，开始创作《现身圣歌》。回来以后，他住在安特卫普（注：比利时北部一城市，位于布鲁塞尔以北的斯特尔特河边。它是欧洲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查尔斯国王在沃赛斯特一役战败后，逃到了巴黎，想让海德到他那儿去。他就去了巴黎，跟着他的国王东奔西走流离失所。从他留下来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境遇每况愈下，但他仍然忍受着。“人没面包难道会死吗？我不信。我们五六个人一天吃一顿饭。上帝知道我们欠给我们做饭的妇女多少伙食费。我没有衣服没有柴火，天太冷了。我冻得笔都握不住，可连买捆柴的三个苏（注：旧时法国的一种硬币，币值很小）都没有，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一枚金币了。三个月来我吃的肉都是从一个可怜的妇女那儿欠的，可她不再相信我会还钱了。我在安特卫普的可怜家人过得和我一样惨。我必须鼓足勇气，压力再大也不能被压倒。天真无邪才能让我们幸福快乐，幸福快乐是因为我们无所畏惧。无论谁对环境感到困顿、烦心都要努力摆脱。面对困境人或多或少总会动摇和困惑。如果贫穷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就不必害怕。只要上帝赐予我们健康（感谢上帝，我十分健康），我就会想上帝让我们活着就是让我们忍受折磨。当他让我们生病（我很心安理得地接受），我就会认为上帝是让我们避免遭受更大的灾难。我别无建议提供给你，像我那样做，按照上帝的意愿去做，欣然接受上帝赐予我们的快乐和评判。努力用诚实的方法避免肉体饥饿和精神饥渴，不要辜负上帝赋予我们的职责，努力坚持下去。”
苦难的日子似乎终于过去了：1660年迎来了复辟。他获得的空头衔，原来只是个笑话，但现在变成了辉煌的现实。但回顾海德的一生，这段辉煌壮丽的时期似乎又是最悲惨的。他吃过苦，却不能承受成功后的繁荣。他获得的荣耀空前绝后，一如他受的苦难那么深长。他身上的弱点也开始显现，但别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也许他得到了辉煌的荣耀后才显现出来了。他对权力贪婪无比，对物质具有强烈的占有欲。他从克莱伦登大楼搜罗来的奇珍异宝堆积如山。他好像完全背叛了诚实的品格，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尊严和自尊。在年迈遭放逐的日子里，他忏悔自己有罪；在重新得势艳阳高照以后，他忘记了曾经的崇高理想。他坦言富裕的日子里他感到痛苦，而孤苦无依的日子里反倒感到平静和幸福。他如果在邪恶日子里充分施展邪恶，也许就能保全他那高贵的身份。感谢上帝，他没有那么做。
佩皮斯（注：1633—1703，英国公务员，他的日记包括有对1665年伦敦大火和1666年大瘟疫的详细描述）在他的《日记》中用两三段记录了克莱伦登大楼的荣辱兴衰。佩皮斯详细记述了海德最后一次被国王接见后离开的情形。沃德先生的那幅画《克莱伦登的衰落》就是根据他的描述画的。国王的朝臣每次看见海德都会对国王说他的老师来了。朝臣们学会了海德的幽默，给宫廷找点儿乐子。据说臭名昭著的白金汉公爵最拿手的就是模仿“那个严肃的人走路时庄重威严的样子”。国王刚开始还有点儿责怪的意思，后来就觉得拿他忠实的老仆人取乐挺好玩儿。海德严肃地走过皇家甬道。最后查尔斯建议伯爵立刻放弃掌管玉玺。作为回答，克莱伦登公爵要求国王接见。国王对此不能拒绝，在某一天早饭后召见了他。那天全体朝臣都知道。当然，这件事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二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谈话。当朝臣们开完会后，他们都很急切地看二人的面部表情，觉得二人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佩皮斯说国王名声狼藉的情妇跑进她的闺房，站在那儿感谢上帝，老头儿终于滚蛋了；好几个浪荡公子在她的闺房里和她聊起来（他们一直在那儿等着克莱伦登公爵）。克莱伦登公爵也总说那些人就是一直等着看他的好戏。一连几天，国王没有任何举动。朝臣们都感到很诧异。他们奚落他“当个老奸巨猾的律师还算有用，因为他把国王教育得像白痴一样”。最后国王屈服了，派国务卿拿着国王亲笔签名的委任状去要国玺。国务卿拿着这个垂涎已久的国玺回来了，一个重要的朝臣拍拍国王的膝盖说：“先生，这下您是真正的国王了。”
这当然是克莱伦登公爵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贬谪，但他的敌人仍不满意。也许他们是怕有一天他会卷土重来，所以一定要斩草除根，喝干他的血。他们决定以叛国罪弹劾他。已故的大法官坎普贝尔说弹劾文“极为荒谬，纯粹是莫须有”。好像根本构不成指控他的罪名。国王害怕他会离开英国投靠敌国，满足他的敌人。尽管克莱伦登公爵极不情愿，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顺从国王，远赴盟国。他的敌人把这当成打击他的好机会，让议会通过一项法令永久地放逐他，一旦回国就算犯叛国罪。接下来的日子是克莱伦登公爵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那些严肃认真对待生活的人，那些只关注人的生活意义的人，不会在乎白厅拥挤画廊的浮华，克莱伦登公爵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在意东山再起时的荣耀，而更多地在意他在蒙特佩利尔、木兰和胡恩的生活。
带着一颗几乎破碎的心和羸弱的身体，他动身去了法国。随着法国政府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变化，法国人对他时而苛刻时而关照。很多苦难的日子过后，他在蒙特佩利尔定居下来。在那儿，他完成了他那部《现身圣歌》。用给孩子们的一封信做前言。我引用了一些，他被贬谪后的心境可见一般。
“我的孩子，你和我一起经历了我放逐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苦难。我必须将我在放逐过程中的心得和你分享才算公平；在编辑大卫圣歌的时候，我想了很多，也从中获得了很多平静和安逸。我相信，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或逆境，读一读也会让你感到放松和平静。这本书包含了与众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教育、鼓舞和重塑人的精神世界，使伟大的上帝能接受我们的生活。在以前的放逐生涯中，我就用这种想法教育自己。当国王和国家都遭受浩劫，尤其是我自己困顿潦倒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很抱歉多年以来，我不能陪伴在你母亲和你左右。我必须为国王效忠，而国孝、家孝不能两全。我很难过，但迫不得已。上帝保佑了我们，发生了一连串的奇迹，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国王奇迹般的复位，我也获得了极大的富贵荣华。国王宠爱我、欣赏我，我很高兴。作为仆人，我勤勉、忠贞，保全了我的财富和名节。我心里、眼里除了国王的荣耀和快乐别无其他。我必须坦白我有充分理由相信上帝给我的理解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对于国王、对于国家我尽职尽责，但我却没有对上帝尽责，没能记着在困境和放逐的时候，祈求上帝的保佑和救赎，我忘记了我对上帝发过的誓。正因为如此，他让我遭受新的困难，并承受莫须有的罪名。等我垂垂老矣已经无力再和困难做斗争，他又放逐了我。我曾一度中断了写《现身圣歌》，读圣经，但仁慈的上帝把我从懒散的心境唤醒，责备我，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图。他用我最不希望的方式评判我，把我撵出了阳光灿烂的英国，失宠于国王。没了日理万机、心无旁骛的工作，我流离失所。我感到孤独，我那颗高傲自大、飘忽不定的心回顾过去，难以平静。”他把放逐称作是“上帝赐予的第三次休息，是上帝怜悯我，为我赐福。”他一生总共三次这样休息过。第一次是他住在泽西；第二次是他到马德里出任大使；第三次就是这次也是最后一次放逐。从出生上帝就赐予他无尽的祝福。他认为他自己那时最幸福：“上帝赐予每个人荣耀和机会。我们要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自己做了什么，别人又都做了什么遭了什么罪。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才能愈合心灵的创伤，坚定信心承受未来的苦难。相信我们遭受折磨上帝会满意，也会适时保护和解救我们摆脱苦海。只有发誓效忠上帝，忠诚正直才能永远获得上帝的保护和救赎。”
好多年过去了，这位老人越来越热切地希望看看祖国、看看故人，别等到无人可看再回去。而且他还有个很大胆的愿望——能够官复原职。他又搬到胡恩，至少是忧郁中的安慰，他离英国又近了一点。他给那位麻木不仁的国王写了一封请求信，希望能死在孩子们身旁。“已经七年了，”他请求道，“即便是犯了最大的罪过上帝也认为能够赎罪了。即便国王再不高兴，七年也够屈辱了，我不能承受也承受了。既然有人想让我死，我最大心愿就是能为自己选择死的地方。”
可事实并不是他想的那样，无耻的国王根本没有搭理这个可怜的要求。胡恩是他颠沛流离的最后一个地方。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死在了那儿，身边没有亲朋，终年六十五岁。
克莱伦登公爵遭贬谪的故事告诉我们，政治家梦想破灭、心灵破碎是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
“信上帝别信人！”
“信上帝别信国王！”
看看当代政治历史吧，看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他最近出版的《生活和信件》能使我们了解现代政治家的生活。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被基督教堂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成就堪比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和议会演说家的成就。他的成功归功于他高尚的道德和他的学术能力，没有哪位财政部长能像他那样激励国人。他演讲简单、直率、朴素，和格莱德斯通先生的预算、和迪斯雷利先生的演讲完全不是一路。在他的简洁和信仰里能感受到他对上帝是多么信任，同时也理解了他的结论是积极探究和理性思维的结果。当时我们根本没想到这个人能平安地应对经济危机。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点儿，就能当上辉格党的领袖。也许他并不只是坚强精神的简单结合体。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文学特点和政治特征更是如此。和当财政大臣相比，他更愿意当《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事实上，编辑工作更对他的脾气。在文艺批评界，尤其在否定文艺批评理论方面，他都是领军人物。他对培根作品的评论见解独到，摒弃了内布尔的陈词滥调。他不是简单地破坏，也不是简单地合成，他带来的是光明，而不是粉饰。如果你熟悉纽曼博士最新力作《统一语法杂文》，就能从每页中看到完全矛盾的观点，你或许会对他的精神主导思想了解一二。他是传统习俗的破坏者，然而他没能留给后代子孙永久的丰碑。
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他写信的时代，写信还是一种艺术，邮费很贵，人们不得不多挣钱才邮得起信。那时的信内容很充实，那种精神是后辈政治家和作家所欠缺的。他谈到同时代的人过于严肃，但也许人们实际上没有他写得那么严肃。单从他的文字上看，他的推理有些过分盲目，他写的是常识，但却透露出他是绝对的天才。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希望，对于克里米亚的征战也不报任何希望。他无法欣赏和他不一样的天才，他不明白狄更斯和麦考利的作品为何永远受欢迎。他热爱文学甚于热爱政治，他很讨厌议会开会，在失去议会席位后，他觉得很难再愿意进入议会。不过，很遗憾，他后来成了内阁部长。他的书信吸引人之处在于触碰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学，这对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很有帮助。当他继任为财政部长后，他提过格莱德斯通先生对他很好，对他帮助很大。他十分苛刻地评论麦考利和培根的文章：“他们对古代哲学的评论大部分都极为浅薄无知，毫无理性、毫不通顺。对一些华而不实的装饰有着一种幼稚的、小丫头般的喜爱。很难想象，这种心态竟出自一个几乎四十岁的男人，我更相信麦考利充其量不过是个善于玩弄辞藻的人。”他说得有些地方挺对，有些地方不对，不过我们能看出乔治·康沃尔·刘易斯爵士根本不欣赏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刘易斯爵士没有意识到麦考利的天分。事实上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读过麦考利的作品，可没几个人知道《政治观察和理性思维方法》和《早期罗马历史的可信度调查》。他最近出的书是他最好的一本，是他从1783年到1830年在大英政府统治时期，在《爱丁堡评论》发表的文章合集。在第十三卷历史书信中有这么句话：“太长，细节过多。”路易斯写到如果他把所有历史都记录下来，供现代人餐飨，十三卷都不够，得三十卷才行。
再有就是一些他对同时代的人的评述。他评论迪斯雷利说：“迪斯雷利攻击性较强，可一点儿都没说到正点。”对于罗伯特·皮尔他说：“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有多高，作为公众事务的领导者有多伟大，如果他不是一个领导，他的价值反倒很大。他的眼界不宽，理论联系不上实际，没有看到山雨欲来的改革。皮尔的死对皮尔派来说影响很大。格雷厄姆是伟大变革的受难者，当皮尔的朋友一个个地离去，只有他还一直和皮尔站在一起。对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这就像卸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下面一段话也许是对当代平民院最严厉的批评，我们用这句话结束本章。很遗憾乔治先生并没有提到基督徒，很显然，他并不认为单凭基督教就能阻止某些人出于私利攻击公众法律。
“我给托克维尔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解释目前的政治毫无危险可言，但人们的道德有危险。我告诉他这种危险已经威胁到我们的两院。人们道德沦丧为那些放弃理论信念的人找借口。只有颂扬坚守理论信念的人，社会道德才能提升。可是很多人宣扬道德都是出于个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