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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香港政府举行记者招待会，为能掌握最后主动，特首没出席，出席的是财经线三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居中，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居左，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居右。
三人宣布政府进入股市和期市，并表示会动用一切手段在股票、期指及股票借货渠道【注：指借出做空】上全面迎击国际炒家，尤其会托住股市，绝不让国际投机资本通过看跌期指赚钱。
这话一出笼，现场“嗡”地议论声大起。
随后，面对众多记者的诘难，曾荫权掷地有声：“这场仗没有办法避，一定要打。救香港比某些惯例重要，香港都不在了，惯例还有用么？”
该发言语惊四座，后来外界才明白：当时最积极主张干预的技术官僚其实并不是任志刚，而是曾荫权。三驾马车中曾表态最积极，任相对积极但偏中性，许的态度趋于中立，但不反对同僚意见。曾甚至认为，就算中央没有支持，港府也应有所作为。因其这番表态，后来仕途突飞猛进，2005年前特首以身体健康原因辞职后，曾继任特首并连任。
记者招待会很快就结束，但反对声随后铺天盖响了起来：
民主党认为国际炒家之所以攻击政府，根本问题在于联系汇率制本身，而不在股市和期市，实际在暗示放弃联系汇率制度——这等于是步东南亚其他国家后尘。
另有一批研究经济的学者，如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香港城市大学金融教授张仁良则认为，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这次行动开了坏的先例。
他们的逻辑不在于这次救市，而在于后续影响：政府居然可以救市？那大家就可以放心炒，反正崩盘了政府会托底！股市能救，那房市应该也能救，不救？那民众就要抗议、示威、游行——经济尤其房地产就变成只能涨不能跌的局面，整个房产经济把全香港都绑架了。
这些话在1998年看上去有些书生意气，后来却一语成谶——不然6年后港人游行怎么来的？
由此，汲取教训的港府在10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不管怎么跌，再也不救市了，那时担任特首的正是目前极力主张救市的曾司长。
人性这东西，不可一言以蔽之，很多时候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然从策略上说，港府入市时机选择的不错：接下来2天，8月15-16日是双休日，8月17日为香港抗战胜利纪念日【注：安排在8月第三个周一，该假期是1996年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以单行条例明确规定，香港正式回归后不列入公共假期】，香港市场一连关闭3天，政府有更多时间调集头寸，同时做好舆论解释工作，缓冲和消解部分反作用力。
但常天浩目前关心的并不是休市期间香港政府的应对，他更关心自己的资产。
周五收盘时高洋未在大户室出现，他隐隐约约感觉不对；周六、周日两天，他虽在图书馆思考、整理那篇关于10年中长期预测的文章，但心里总觉得哪里有问题，一直心神不宁。
周日下午时分他再也忍不住了，直接去银行刷存折，看钱到账户了没：按照结算管理，应该把上次20多万未结算的港币和周五那笔67.5万的港币浮盈结算进来，同时扣除手续费和利息。
但3点半刷了存折后，他惊骇地发现发现上面根本没有进账记录，忽然紧张起来：上次结算中午就打入，这次都下午3点半了，怎么没有？
有心去新世纪看看，结果没发现有人工作，更觉蹊跷，平心静气想了2分钟，脑海中概括出了3个可能：
第一，南方公司没把钱打过来——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第二，钱已到新世纪，公司还未打款；
第三，公司不想打款。
第二种可能无所谓，只要等一下就好，但如是第一或第三种可能，那意味着有麻烦了。不过第三种比第一种又稍微好点，钱至少到了钱塘，如果钱在深圳，追讨起来难上加难。
本想直接给高洋打电话问问情况，但想起对方中午时隐约闪烁的眼神和下午未出面的诡异，他硬生生忍住冲动，拨通了小琴的电话：“琴姐姐，能找你问件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