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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被处斩后，首级用石灰包敷处理，快马日夜加急送呈赵当世处验看。西军日薄西山，张献忠之死早在赵当世的预料中。因与张献忠相识，赵当世粗粗看了首级几眼便知是张献忠本人无疑，挥手着人将之带下，转送北京。另外包括成立新的马军营并任命吕越为统制及处理俘虏将帅等等事宜，赵当世指示全照王来兴本意而行。
比起败局早有定数的张献忠，赵当世目前的注意力都放在川北。
几乎是与王来兴率军南下的同时，赵当世亦兵分三路向北进行攻略。
左路军由韩衮与马光春率领，共一千五百骑，出成都府城之西，从灌县进山，沿着汶江流域，经过汶川县、威州、茂州、静州司转进曲山关。汶川县至静州司这段路程相对顺利，可自静州司出发，不想却突然遇到了山石崩塌阻遏道路的困境。
山中通路多为谷地，本就狭窄难行，今又有乱石阻道，万难行军。韩衮找到静州司的地方官，要求他们召集民夫，日夜赶工清理障碍。但地方官察看后回报称要等道路畅通可行，修工估摸着至少要三日光景，这大大超出了韩衮的接受范围。
正是左右为难的关头，马光春在附近发现一队商旅的行踪。
成都府西陲山区羌汉交杂，比邻而居，再向西绵延无尽的雪山高岭便是乌思藏诸部落分布之地。乌思藏的部落因地形气候原因，多肉食而少蔬食，故而对产自汉地的茶叶需求颇大，相应的贸易便应运而生。明朝继承宋、元以来茶马互市的制度，以官商贩官茶与乌思藏部落交易，一为军事服务获得战马等战略物资、二为政治服务羁縻制衡各个部落，这样的策略不仅西南，在九边、辽东等边陲均有体现。
取得官府授予互市资格的商人通常成群结伙互相照应，以应对穿梭荒蛮群山时遭遇的突发情况，将汉地的茶叶、瓷器、丝绸等运进乌思藏，与部落民以物易物，换得马匹、毛皮、金银、草药等货，再返回汉地售卖。一趟下来，虽少不得严酷的风霜雨雪，但获利颇丰。他们走的道路以主要交易的货物为名，称为“茶马道”。
明代中后期，官府对茶马互市的管辖力度松弛，不少私商买通官府，趁机也拉起队伍走商。又因他们逃避了茶马司及州县都监，不用经过专典、库秤、牙人等办理买茶和征税事宜等流程，所以可操作的利润空间更大。
当然，即便能在官府的眼皮子底下行商，毕竟也不是合法的生意。是以大部分的私商都不会走官定的商道，而走自己探出隐蔽的土路，既掩人耳目也可少交纳关卡杂税。
凡事都有两面性，走土路自是多了利润，但也加大了风险。羌汉杂居之地民风剽悍掠夺成性，凭山劫道的山贼马匪更是遍地丛生，私商要确保利益降低风险，考虑的首要问题便是选择一条便于行走且少强人的道路。
马光春找到商队的把头聊了一会儿，得知他们这支商队走的是短程的交易，平素来往龙安府境内的羌人聚集地与成都府，已做了近二十年，对龙安府、成都府等地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十分熟稔，若论静州司去曲山关这一方向，他们是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再一追问，从他们口中得知，静州司确有其他道路可绕至曲山关。
得知此重要情报，韩衮与马光春当机立断，请商队把头为向导带路，抄偏道而行，强行一夜，果然在距离曲山关不远重回主道。如此，原计划的时间并未耽搁，细算起来，反而还提前了半日。
曲山关再往东南，出了山口便是江油县，江油县有邓若禹的部分兵马驻守，但人数不多。韩衮与马光春偃旗息鼓，乘夜潜过山口，等待黎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了疏于防备江油县县城。
江油县失陷的消息传到绵州的邓若禹耳中时，赵当世亦已率中路军一万人兵临城下。重兵环城而列，气势无俦，火炮齐发、铳响不断，给城内的守军施加了极大的压迫感。
邓若禹本来指望着互为犄角、驻扎在潼川州的侯天锡能出兵救援己军，但事实是赵营的右路军张应元、王允成两部四千人早就转进潼川州并攻克了潼川州州城。潼川州州城正处在侯天锡主力所在的射洪县的上游，纵然侯天锡控制着堪称潼川州境内水陆枢纽的射洪县，一时半会儿想要冲破阻挡救援，完全不现实。
邓若禹腹背受敌，心慌意乱，害怕为赵营兵马包围，率军从赵当世故意留出的北门缺口逃走。赵当世老道，并未立刻追击，而是放邓若禹部奔出十里，不出预料，秩序全无的邓若禹部很快就散乱不已，赵当世这才令周遇吉以长宁营马军追击。
与此同时，韩衮与马光春亦率马军自北夹击，邓若禹部大溃，又跑不过赵营的马军，整整一个昼夜，邓若禹的二千兵全被歼灭，邓若禹本人亦被活捉，战事进展之快以至于想要驰援绵州的梓潼县龙辅皇甚至才刚刚派兵出城。